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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震山：《警察任务法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92页。

未来，有必要将这些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转化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并最终将其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有鉴于此，未来的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在培养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此类管理事务纳入司法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中。

例如，目前公安机关高度依赖于看守所内的狱侦机制，使得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刑事案件通过看守所内部的深挖机制得以破获。首先，那些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包括拘役、管制以及包括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在内的部分附加刑，都应转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执行。(六）司法研修制度的确立 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推行之后，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上述两项司法裁判权都应由法院加以行使，但可以进行必要的分离，也就是前一种裁判权由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部门行使，后一种裁判权则由专门的执行裁判法官负责行使。二是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

这是法官、检察官、律师遴选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方式朝着专业化和精英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按照法学界的普遍看法，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取决于对公、检、法三机关法律关系的重新认识，也取决于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出重新定位。按照法律地位，国家机关可以分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等。

因此，受委托的非国家机关并不属于公权力机关。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的司法解释明确承认了规章授权的有效性。对于此种裁量权的行使而产生的公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通常并不可以由外部机关进行审查，只能由上级机关进行审查。[14]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诉讼法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社会作为共同体，必然形成一定的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主体除国家组织外，还包括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事业组织、企业组织、学校[15]、村民委员会[16]、居民委员会等。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因此，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部分的法律责任由监察委员会追究。（三）公权力行为合理性的责任追究机制 基于公权力的裁量权，即公权力在宪法和法律授权范围之内，可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裁量。第35条规定，处分的权限和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37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职领导人员给予处分，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与《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较，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的范围采用了最广义的定义。[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改革试点决定规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8]杨解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政治宪法学第235期，2017年6月。所谓社会权力，即由社会公共组织行使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因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组织的严密性及特殊的强制力均是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其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必然最为有力且最为有效，而同时有可能最为有害。[41] 在这一意义上，除监察委员会覆盖的公权力机关及其人员外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纳入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监督范围。

违宪行使权力的领导人被罢免或者弹劾等。[24]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即国家机关所享有的公权力只有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直接授予才能获得，才具有行使公权力的资格、性质和地位，而未从宪法和法律中获得授权的，并不具有行使公权力的资格、性质和地位。[14]但在此种情况下，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只能以委托的国家机关的名义而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公权力，其法律后果也只能由委托的国家机关承担。（三）违反内部规则的责任追究 国家权力分工原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

[39]通常在违宪审查程序中，违宪审查机关也回避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进行审查。（四）公权力行为的法律责任豁免 在法治社会，虽然任何公权力行为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但某些行为一旦作出，其政治性大大强于法律性，即具有高度政治性，这类行为即为国家行为，又称政治行为、统治行为、政府行为。

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23] 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对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

国家机关除自身行使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授予的公权力外，有时也委托非国家机关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使公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关于行政裁量，通常也主要由行政机关内部进行审查：（1）立法法第97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这里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那些虽属于国家机关范围之内、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而不履行公职的工作人员，并不属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对于公权力行为的责任及其追究机制，我国宪法和法律依据其性质已经作出了比较完备的规定。行政法规的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由此，国务院获得了法律的解释权。受理申诉的机关必须按照规定作出处理。

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政府委托来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工作人员。

3、监察委员会全覆盖的责任追究限于上述人员的职务犯罪、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职务违法。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笔者认为，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法官、检察官的职务违法违纪应当由其所在国家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而不宜由监察委员会追究责任：（1）其属于国家机关自律权范畴，不应由作为外部机关的监察委员会行使。这些社会公共组织的成员并不属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第20条规定， 追究错案中凡需要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复查的，由控告申诉部门受理。5、公权力行为的违宪责任、违法责任及不适当责任，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而不由监察委员会追究。

[10] 立法法关于我国立法的表现形式包括了规章。[2]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这里的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